《失控的進步》書摘

摘錄自《失控的進步》(A Short History of Progress) 作者：隆納‧萊特 (Ronald Wright)


有許多人會提出異議，認為我們今日的成就證明了那些悲觀的維多利亞時代人士想錯了。是這樣嗎﹖在想像我們這個年代的細節上，他們可能有誤，但他們正確地預見了一個充滿麻煩的未來。世界不久就在他們的眼前爆發了導致一千二百萬人死亡的世界大戰、蘇聯革命、經濟大蕭條，引發希特勒的崛起、死亡集中尚營和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五千萬人死亡)及原子彈的爆炸。這些事件又引發了韓戰、冷戰、幾乎導致毀滅性後果的古巴飛彈危機、越戰、高棉內戰和盧安達大屠殺。就算是最悲觀的維多利亞時代人士也會對二十世紀有超過一億人死於戰爭的屠殺中感到驚訝，這個數字是整個古羅馬帝國人口的兩倍。歷史的代價確實升高了。

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曾經說過社會主義無法在美國生根，因為窮人並不認為自己是受到剝削的無產階級，而是一時處於窘境的百萬富翁。這有助於瞭解為何美國文化對極限的概念如此具有敵意，為舍並人民在前次能源短缺危機中，拒絕投給穿著毛衣(以節約能源)的吉米‧卡特，而選出嘲笑保守人士、告訴他們「美國太陽剛升起」的隆納‧雷根。別處再也找不到比美國人更熱切的進步神話信徒。

馬克斯以近乎欣賞的語氣稱資本主義為「推翻極限的機器」時，這話說得可沒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烏托邦，對地球上的樂園提出了互相對立的版本。事實上，共產主義對自然環境一樣不手軟，但它至少提出了分享物資的觀念。資本主義卻像是在賽狗前方引誘牠們向前跑的機械兔般，引誘著我們向前進，並且堅持經濟沒有極限，因此不需要分享。恰好夠多的賽狗確實追到真正的野兔，就足以使其他的跑者持續追逐到虛脫。過去這場遊戲中只有窮人是輸家，如今輸家是地球。

那些曾在年輕時遠行，在二、三十年後又回到老地方的人一定能察覺得到進步的猛烈攻擊：農田變郊區、叢林變牧場、河川蓋水壩、紅樹林成了養蝦場、山區變成水泥開採場或是珊瑚礁搖身變公寓。

至今人類仍然擁有各種不周的文化和政治體系，但在經濟層面上，我們只能算是一個龐大的文明體系，以整個地球的自然資本為生。我們四處伐木、四處捕魚、四處灌溉、四處建設，生物圈中沒有一個角落能躲過我們這種大量出血性的耗損。自七十年代以來，全球的經濟成長了二十倍，這意味著幾乎沒有一個地方能夠自給自足。就連黃金之鄉也被洗劫一空、每個香格里拉都蓋有假日酒店。坦納觀察到這個互相依賴的現象，因此提出警告：「當崩壞再度發生時，這次將會是全球性的……世界各地的文明將整體崩解。」

各領域的專家們也開始察覺到我們修正方向的機會正逐日消逝中，開始警告這幾年可能是文明在仍擁有財富和政治整合能力下，可小心地將自己駛向謹慎、保守的社會公義之最後機會。十二年前，在地球高峰會決議要召開京都會議討論氣候變遷問題之前不久，超過半數的諾貝爾獎得獎人就提出警告，我們可能只剩下約十年時間將我們的系統導向得以永續發展的方向。在一份布希政府未能成功消音的報告中，美國五國大廈推測使氣候變遷程度達到某些較嚴重的預測模式，則未來「一個世代」之內，地球將出現全球性飢荒、無政府狀態與戰亂。劍橋大學榮譽天文學家暨英國促進科學協會前會長芮斯(Martin Ress)在他二零零三年出版的新書《我們的最後一世紀》中，如此斷論：「我們此刻的文明……要存活到本世紀末的機會恐怕不到五成……除非所有國家都能在現有科技基礎上，採取低風險的永續策略。」

對這些論調持懷疑態度者，指出一些早期災難性預測並沒有實現。但要知道，那只是愚人自愚的看法。我們的逃脫，譬如從核戰中逃出，有許多只是靠運氣，而不是靠判斷，而且我們並未完全逃離。許多問題只是暫時擱置在一旁，並未獲得解決。例如，糧食危機只是先轉由雜交種子與化工農業方式來延宕問題，此間還以土壤健康與植物多樣性的犧牲付出昂貴代價。

在二零零年九月十二日的恐怖攻擊後，世界各地的媒體與政治家都將焦點集中於恐怖主義，這是可理解的。但有兩件事應在此加以說明。

首先，相較於飢荒、疾病或氣候變遷，恐怖主義只是個小型的威脅。九一一當天有三千人喪命，但世界上每天就有高達二萬五千人死於水污染。每年有二千萬名兒童因為營養不良而在心智上受損。每年有面積比蘇格蘭還大的農田在土壤沖蝕與都市擴張的作用下消失，其中大部田地位於亞洲。

其次，我們無法透過治標而非治本的方式來阻止恐怖主義。暴力是不公義、貧窮、不平等和其他暴力的產物。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二十世紀前葉已經有過非常慘痛的教訓，代價是八千萬條性命。當然，狂熱份子並不會因為肚子飽了、得到了公平的聽證機會，就停止行動；但變成狂熱分子的人數卻可因此大幅降低。

二戰後，為了面對暴力根源，國際間達成一項共識，要建立國際機構及以凱因斯經濟學和美國新政為基礎的民主管理型態資本主義。這項政策雖不盡完美，但已在歐洲、日本和部份第三世界國家成功運行。(記得我們在前面討論過這不是一場「對恐怖主義的戰爭」而是「對慾望的戰爭」﹖)

破壞戰後的共識，而回到古老政治模式，是在走回頭路，回到血淋淋的過去。然而這就是新右派理論(New Right)自七十年代末期開始進行的活動，他們將舊思想重新包裝，將權力的操控從人民選出的政府中轉移到非選舉而出的企業手上，在權力弄臣的手上以「減稅」和「撤銷管制」的包裝賣出，這些交易加拿大也參了一腳。馬若吃下夠多的燕麥，終將排出些什麼給麻雀，這種自由放任經濟主義的奇想，已嘗試過多次，留下的只有廢墟和社會性毀滅。

人們對資源重分配的厭惡，正摧毀著文明，從貧民窟一路廝殺到熱帶雨林。事實上，絕大多數國家的稅率並未削減；只不過是從收入金字塔高層往下移，從援助與社會福利項目轉移到軍事與企業目的。美國一位偉大的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曾這樣說；「我不介意繳稅，稅金讓我買到文明。」大眾對基本社會安全網的信心，是使貧窮國家降低生育率的重要元素，也是所有國家要建立良好社會的基礎。缺少這份信心的結果是，爆發了一場剝削地球的免報名競賽。

我在本書前段所提，二十世紀期間世界人口數成長了四倍，經濟則成長超過四十倍。如果現代化的承諾維持原地踏步──換句話說，如果貧富之間的差距比例仍維持著維多利亞女王辭世時的水準──全人類的現況會比今日好上十倍。而今世界上陷於貧苦之境的人口數，恰好等於一九零一年全球總人口數。

二十世紀末，世界上最富有的三人（皆為美國人）的財富加總起來，已勝過全球最貧窮的四十八個國家的資產總額。一九九八年，聯合國估計，在謹慎的運用下，四百億美元將可為地球上最貧窮的人提供乾淨的食水、衛生和其他基本生存需求。這個數字或許太樂觀，且在過去六年來可能已有所成長。但和那個極端揮霍的空想，一個不謹註定失敗、也不需要、還會引發新軍備競賽和太空軍事化結果但已提撥經費的飛彈防衛網比較起來，聯合國所提的四百億美元，實在是微不足道。

再次細想坦納所提出的三種崩壞的層次：失控的火車、恐龍和紙牌屋。人口與污染的增加、科技發展的急進、財富與權力的集中，這些全都是失控的火車，且彼此互相關連。人口成長率在目前有日趨減緩的趨勢，儘管如此，到了二零五零年，地球上仍會比今日多出三十億人口。我們在短期內或許能餵飽這麼多人，但這需要我們減少飼養肉用動物（養成一磅肉品需要十磅食物），而且我們必須將這些食物分散到各地。我們不能再依然故我地以現行方式繼續消費。或繼續污染。我們原可幫助如印度和中國等國家在工業化的過程中不再重蹈我們的錯誤。但我們卻選擇在貿易協商中剔除環境保護標準。就像那些心懷綺想的買春觀光客，我們在窮人之間進行著污穢的交易。

文明若要生存下去，就必須仰賴自然所產生的利息而非資本。生態指標顯示在六零年代初期，人類每年消耗了大自然收成的百分之七十；到了八零年代初期，我們的消耗量已達百分之百；在一九九九年，我們已消耗達百分之一二五。這些數據或許並不準確，但它們所顯示的趨勢卻清晰可見，這些數字標出了一條通往破產的道路。

Father, i beg you to save us.